【时评】“毒地”之词应慎用

法制日报提出政府应摸底“毒地”公之于众，新京报提出“毒地”信息公开别再靠倒逼了，由于用了这个“毒”字，就有了“一块土地之所以被称为毒地，就是因为它存在太多无人知晓的内幕，而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这样的评论。以至于有舆论把雷洋之死与常外“毒地”的调查者和内幕知情者相联系，把这个“毒”字极富想象力的去理解，但谁能说清楚使用“毒”字的根据在哪里?如果把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区定为“毒地”，肯定有根有据，没有争议，但国内媒体所说的“毒地”，并非全部如此。

业内专家高胜达根据美国污染场地数量和中美两国制造业情况对比，对中国污染场地数量估计为30-50万块，这是不包括农业、矿山污染的工业企业污染场地数量估计，“毒地”之说提出后，很容易被公众认为这些污染场地都是“毒地”。毒，必然有害，属于污染且有危害类型，是否属实，必须先看场地污染类型、范围和强度，其次要根据污染场地拟作用途判断被污染对象可能遭受的损害风险，以便做出弃用或修复的决策。如果这两件事还没做，就不能一概而论的称为“毒地”。因为连毒源及其毒源危害评价标准都未确定，何来“毒地”之说。

常外事件是因为先有污染场地修复之举，后因常外学生出现症状被媒体据此事实冠以“毒地”的帽子，给常外学生淋巴结肿大等症状的毒源早早的下了结论，才使“毒地”声名大振。但是，调查到今天，哪位科学家能够把“毒地”之源与学生中毒症状找到输入响应关系，并给“毒地”定健康危害罪呢?这表明加个“毒”字，能将场地污染危害引向毒害公众健康，用公众健康来吸引眼球，但想做出科学裁判，就难为环境专家了。因为，常外事件的毒地造成空气、地下水质量恶化并影响学生健康的证据都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获取，不能简单根据环境污染数据下“毒地”危害健康的结论。这说明从污染危害到健康危害不能简单地跨越。

想从超标环境污染物的浓度得出公众健康受损的响应数据，则需要长时间累计，这是当今环境科学的难点，例如香烟可能导致肺癌患病率提高是一个多年数据验证的结论。又如，十几年前提出手机可能导致脑癌，现在证明这种推断得不到数据支持，但手机使用强度和频次与以前大不相同，这种推断又需要用新的数据找到支持。还有 PM2.5，中国和欧美因 PM2.5成分不同，中国肺癌、肺心病等病症的病因调查数据也会不同。这些都需要时间，都不是简单的下个“毒”字，引起关注就能解决的。

再回到场地修复，人不需要一棵树吊死，不需要一定优先在污染场地上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毒地”，惹不起还躲不起么?国外将可持续性修复定义为“实施修复技术带来的效果一定要大于修复工程的环境影响”，意指修复过程必产生不利环境影响，没有把握实现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就不要轻易动手，所以环境规划院王金南教授提醒说，“没有足够的技术储备和经济能力，最好少翻开那些已经严重污染的场地，不能修复赚了钱，还二次污染了环境”。

至于土壤修复和前面所说的场地修复是两个不同的战场，不能等同。陈吉宁部长就治土市场提出“大治理不是几万亿，而是大过程”的观点，强调了风险管控的方向。人不吃土，吃的是土生土长的食物链，因此治土必须明确目的。从目标评估措施，不要为治而治。因为农田污染，可以更换土地作物避免食物链危害;可以通过提高有机质含量，从提高土壤质量入手減缓食物链危害;即使可能成为水污染源的工业重污染区，也应从除源、防淋溶、断径流等方面综合治理以控制污染危害，是个综合管控风险的过程。所以他强调治土是个大治理过程，重点强调风险管控，要管控土壤污染风险，通过改变土地利用方式，而不是简单依靠巨大的资金投入，对污染的土壤要加强监测监控，不让污染继续发展。这个定位，与世界各国多年形成的治土方略一致。

从治理投资应该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考虑，不希望治土市场盲目投资，比如：为了让老百姓享受健康环境，应该把30-50万块“毒地”都治理好;为了让老百姓吃安全食品，应该把不能出安全食品的几千万亩污染土壤全治好，这样做名为源头治理，但这样干值得吗?代之以风险管控，不该用的污染场地不用，不可种食物链作物的土壤更换作物，需要跟踪监测积累数据的我们监测，需要通过示范工程验证技术、积累经验的，我们实干，这样做肯定人民欢迎，对治土大业更有好处。

期待媒体界慎重使用“毒地”，引导公众真正懂得风险管控的做法，先解决污染治理问题，确保环境质量达标，为最终解决污染影响健康命题奠定基础。

原标题：“毒地”之词应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