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民众—垃圾车—垃圾焚烧厂/填埋场/资源回收站，台湾的垃圾在整个流转过程中，生活垃圾分类始终贯穿其中。
常少青与台湾环境保护工作打交道约有30年经验，目前负责新北市某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垃圾回收，资源回收，打扫马路，清理沟渠，环境稽查等”，这些都是常少青所在区队的工作范畴，垃圾处理是其中重要一环。
“垃圾革命”
在常少青看来，台湾今天的洁净容貌，市民保护环境意识的提升，是经历了三个阶段漫长的“革命”而来的。
第一阶段(1970-1980年)，台湾主要宣导“清除脏乱”。“不要乱丢垃圾，搞好自家前后院子的环境。”常少青认为这是最基础的教育，能培养市民爱干净的习性。
为促使市民积极配合，各社区还进行评比。“评比分‘干净、普通、脏乱’三个等级。谁家的前后院子卫生工作做得好，就给他挂上个‘干净’的荣誉，做得差的就只好领个‘脏乱’回去挂在门口。”常少青说这样的评比很有效，“大家都爱面子，谁都不想落后。”
第二阶段开始倡导资源回收(指物质回收，不含垃圾焚烧处理后能量回收)，这个阶段又经历了10多年。
“最开始只有四大类的回收：纸张、塑料、玻璃、铁铝。”上世纪80年代后，台湾资本与技术密集工业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和市场波动的影响下，整体工业状况保持中速增长。这四大类的产生量随着工业的发展日益增多，“大约占垃圾量的10%-15%”。
“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常少青突然哼唱起苏芮的一首歌。“酒干倘卖无”是一句闽南语，大概意思是“有酒瓶子要卖吗?”常少青解释说：“这首歌反应出当时台湾的玻璃类垃圾日益增多，有市民回收空酒瓶子再卖到废品站去赚点小钱。”
上世纪90年代后，台湾垃圾处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常少青定义为“台湾进入一个全面性的资源回收状态”。同时，台湾政府以“焚化为主、掩埋为辅”为垃圾处理之主轴。1991年，台湾出台“一县市一焚化炉”规划，计划2001年建成21座垃圾焚烧厂。1998年，台湾政府为完善奖励与市场机制，出台《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并成立资源回收管理基金委员会，扩大回收层面与绩效。
“回收的种类多了，有厨余、堆肥等。”常少青说这个阶段又进了一步，资源回收占垃圾总量的五成。
2003年后，为完善垃圾管理机制，台湾制订“减量化、再利用、回收和再生利用”的方针，奔向“零废弃”的目标。
焚化炉事件
台湾的“垃圾革命”，最大的阻力之一是：兴建焚化厂。
“一县市一焚化炉”的政策推出后，民众抗议遍地烽烟。当地民众成立了各种组织，通过围堵厂房、赴公共部门陈情、通过媒体曝光政商利益等方式开展抗议活动。
垃圾焚烧过程中可能引发的二次污染疑虑是民众抗议的原始动力。随着抗议活动的升级，民众逐步指向更深层次的疑虑问题：垃圾焚烧厂的技术风险、不合理的政策过程以及官员和专家社群的技术专制等等。
“一座焚化炉，从兴建到投入使用，前后花了10多年，很辛苦的。”忆起全民抗争，亲历者常少青清晰地记得激烈中伴随有一丝丝流血。
垃圾焚烧厂选址时，民众来抗议;垃圾焚烧厂动工时，民众来抗议;垃圾焚烧厂建好了，民众还是抗议。“建一座焚化厂，要经历这三大抗争。每一个阶段，政府都需要安抚民众。”
政府开始与民众的积极对话
一开始，政府开说明会，说明为什么建焚化厂。但民众听不进去，掀桌子，不谈。政府继续宣导，逮尽所有的宣传机会，公布一切数据，关于征收、补偿以及焚烧厂的危害等。民众还是不妥协，补偿也不领取。后来，实行“五权分立”政治制度的台湾政府将事件提请法院处理。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后，焚烧厂终于能动工了。但民众还是来阻扰。
“他们躺在路上，阻止工程车进入。”事件进一步升级，台湾政府派出了武警，争执中出现了轻度流血事件，最终抗议民众被“搬”走，工程继续。
“焚化炉盖好了，我们开垃圾车运送垃圾进去，民众向我们丢鸡蛋，不让垃圾进站。”常少青说这一闹又是半年。
“泰山区的草根性很强，宣导工作更难。”黎安和常少青都认为，民众的观念转变是台湾“垃圾革命”取得成效的关键。
台湾政府对垃圾处理的宣导采用“疲劳战术”，铺天盖地。在宣传的基础上，台湾政府转变逐步转变治理思维，听取了民间的政策思路和方案，让民间的智慧成为政府决策和执行的助力。
新北市八里焚烧厂的案例证明了政府与民间“信任合作”的效果。八里当地政府向毗邻的住民主动公布焚烧厂运营的数据，并将原先的抗争精英纳入焚烧厂运营的监督委员会，一方面及时回应民众的疑问，另一方面让厂方的经营处于政府和民众的双重监督之下。
慢慢地，民众在激动中回归理性，渐渐有了改变。他们接受了焚烧厂的事实，要求定期公开垃圾焚烧厂运营的相关细节、数据，并全方位监督垃圾处理全过程。
台湾政府积极回应，把民众纳入监督体系，并在焚烧厂周边栽种一片绿地红花，建了游泳池、图书馆、球场、幼儿园等。
如今，台湾市民不再谈“炉”色变，而是与政府一起共同监督焚化炉的运作，监测周边的环境质量。焚化厂附设的休闲场所，也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少女的祈祷》穿街走巷
台湾的“垃圾革命”最终指向了垃圾产生的源头：每一位台湾人，在源头上做好垃圾分类，减少垃圾生产。
2000年7月1日，台北市首先开始实施“垃圾不落地”政策。
所谓“垃圾不落地”，指的是台北市实行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之前，台湾的垃圾处理费是随水征收的)，撤走街头的垃圾桶，垃圾车定时定点回收。
台北大街小巷的垃圾桶仿若都长了腿脚，一夜之间“跑”光了。市民开始“囤积”垃圾，按垃圾分类标准做好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分类，不可回收垃圾须用专用垃圾袋，垃圾越多，花钱也越多。
之后，“垃圾不落地”政策在全台湾推广。新北市是第一个效仿台北的做法，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
常少青向记者介绍了新北市政府所在地的板桥区的垃圾处理情况。
板桥区地处新北市主要人口商业腹地的中心位置，是新北市与淡水河系西岸的政经中心，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0多万。根据板桥区的特点，板桥区配备了垃圾车和其它机动车辆300辆，700多名清洁环保工作人员。
“每天下午2点和晚上7点，是板桥区回收垃圾的时间。”常少青说，“台湾的服务很彻底。上班的人赶不上下午的，还可以等晚上那一趟。”如果都赶不上，市民还可以拿到指定的待放点，请社工协助。
时间点一到，垃圾车就准时出发，环绕设定的53条路线，挨家挨户去收集垃圾。“每一组三辆车，每辆车配备2人。领头的车子装‘不可回收垃圾’，第二辆装‘可回收垃圾’，第三辆装‘厨余垃圾’。”常少青说，垃圾车播放着《少女的祈祷》钢琴曲准时出现在既定的路线。
10多年的推广，市民养成了习惯，总是准时地出现在“约会”地点。左邻右舍的拎起分好类的几袋子垃圾都到楼下巷道，等待垃圾车到来的空档邻里之间拉起家常，联络感情。
对于一些“特殊垃圾”，还有专门上门回收服务。“例如废弃的家具，可以打专线电话预约，就会有人免费上门回收。”台湾政府还开通了一条“1999”专线，市民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包括垃圾处理问题，4个小时以内就会有回复，黎安说。
黎安在台湾也从事了12年的环境保护工作，开过3年垃圾回收车，当过环境稽查员，现在调到机动组，处理突发事件。
城乡结合的新北市泰山区，在垃圾处理方面也是一个典型。
相对于板桥区，城乡混合的泰山区的垃圾处理工作更加繁琐。泰山区有不少腰身纤细的巷子，往往要考考环保工人的车技。不少巷子，垃圾车要倒着进去。“车子一路慢慢倒进去，市民就等在巷子里的家门口。”“为什么不请市民配合把垃圾拿到巷口子去等候垃圾车呢?”记者好奇地问。黎安笑了，“政府把市民宠坏了。”
后来记者走访了台湾其它地方的垃圾回收情况，才理解黎安那诙谐的笑语。台湾政府在垃圾处理工作上，注重服务与便民，使得市民的配合度更高。
泰山区还结合自身的特点，调动各个里(相当于“乡”)的里长共同参与，由里长组织乡民统一回收可回收垃圾，置换不可回收垃圾专用袋。“关切到自身利益，大家都会做得更用心。”黎安说，住民的垃圾分类做好了，就减轻了垃圾车把垃圾运回焚化厂后的分类工作。(注：文中受访者为台湾环境保护工作者，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原标题：台湾垃圾处理三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