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河是欧洲最大河流之一，发源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流经法国东部，纵贯德国南北，最后抵达荷兰入海，一共流经瑞士、奥地利、德国、法国、荷兰、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比利时、意大利9个国家。它不仅是欧洲的风景线，还是欧洲最忙的运输大动脉，流量是我国长江的1/6，运力是长江的6倍。
在19世纪下半，工业化发展的狂热使人们忽略了对这条欧洲母亲河的保护，莱茵河遭受严重污染。特别是以冶炼煤炭和钢铁为主业的德国开始大规模战后重建，鲁尔工业区、法兰克福——美因河工业区、莱茵河三角洲工业区大量废水排入河中。污染严重侵害莱茵河生态环境，以至河内鱼虾绝迹，甚至一度得名“欧洲的下水道”。
1980年工业废水和农药污染的莱茵河
莱茵河流域生活着5800万人，2000万人以莱茵河为饮用水源。频发的环境事故终于唤醒民众、企业和政府。在荷兰倡议下，1950年7月，瑞士、法国、卢森堡、联邦德国和荷兰共同成立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ICPR），秘书处设在德国科布伦茨，只有12名来自各国的工作人员。作为政府间协调机构，这个组织没有权力强制任何国家做事。当时污染积重难返，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扯皮推诿的事儿还会少吗？
可是这12人创造了管理史上的奇迹。经不懈治理，今天莱茵河水质干净清澈，可直接饮用，成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一条河流。以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ICPR）为代表，莱茵河流域各国建立并不断完善协作机制，严肃律己、互通信息、整治污染。
经过多年努力，如今的莱茵河已恢复生机、重现美丽，多国协作的平台仍在继续运转，继续守卫莱茵河。
治理后的莱茵河
12人是怎么管住莱茵河的？
其一，从源头上严控污染源，控制各种污染物入河。两岸工业和生活废水处理率达到98％以上。荷兰曾有一家葡萄酒厂检测出一种从未见过的化学物质，委员会立即组织8个国家的监测站寻查，发现是法国一家葡萄园喷洒农药的残留，污染很快得到解决。
其二，促进各成员国达成共识，即莱茵河是个大生态系统，各国息息相关，须一致行动。委员会最高决策机构是每年一次的各国部长工作会议，而负责落实的执行会议几乎每周一会。各国分工治理，费用各自承担。
其三，强化社会压力使企业恪守责任。超标企业必须撤出市场或作出整改。化工企业须先接受检测，确认对环境没有影响方可生产。
其四，尽量以“自然方式”治理，恢复河流自然生态系统。如原有渠化堤岸不适合水生植物和动物生长，就把它恢复为自然滩状，以大石头替代水泥，以使人工放养的鲑鱼能在石隙间找到微生食物。沿岸人家后院大都有大草坪，没有草坪而是水泥地的人家须多缴污水处理费。理由是，房屋占地面积中草地面积小会导致水的自然循环减少，雨水须经下水道进污水处理厂，故须按比例收取排污费。
委员会的主席由各国轮值，秘书长则固定是荷兰人。因为荷兰是最下游国家，受污染之害最大，能够站在公正立场说话。虽然委员会“唯一的权力是公众的荣誉感与耻辱感”，但其管理非常出色，成为恢复河流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典范，也是国际合作共同治理的典范。
治理后的莱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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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灾难惊醒莱茵河畔
在20世纪工业化发展热潮中，莱茵河周边兴建起密集的工业区，尤以化工和冶金企业为主，河上航运也迅速增加。从1900年到1977年间，莱茵河里铬、铜、镍、锌等金属严重聚集，河水已经达到了有毒的程度。自20世纪50年代起，鱼类几乎在莱茵河上游和中游绝迹。作为下游国家，荷兰的饮用水和鲜花产业也因来自德国和法国的工业污染而损失严重。
1950年，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和瑞士在瑞士巴塞尔建立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ICPR），该委员会下设若干工作组，分别负责水质监测、恢复莱茵河流域生态系统、监控污染源等工作。但彼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刚刚五年，边界开放程度、经济条件等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合作的最初并不愉快，收效甚微。
1986年11月，巴塞尔附近一家化工厂仓库着火，消防措施使约30吨化学原料注入了莱茵河，引发了一场让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的环境灾难，造成大量鱼类和有机生物死亡。
这起事故震惊公众，人们走上街头抗议，但也因此成为一个有力的历史契机，促成了1987年5月《莱茵河行动纲领》出台，各方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治理污染。1993年和1995年，莱茵河发生洪灾，ICPR又将防治洪水纳入其行动议程。2001年，《莱茵河可持续发展2020规划》获得通过。
现在，ICPR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政府间机构，意大利、奥地利、列支敦士登、瑞士、法国、卢森堡、德国、比利时、荷兰等9个国家通过ICPR协调莱茵河的治理和保护工作。
ICPR由全会、秘书处以及技术机构组成，并通过各国部长级会议行使极高的政治权力，从而可以产生有政治约束力的决议。各国政府代表分成不同主题的工作小组，每年共举行约70次正式会议，探讨莱茵河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而各种非正式的讨论和交流则基本上每天都在进行。
2、“喝咖啡”也可解决问题
ICPR秘书长本˙范德韦特灵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合作的起步阶段是最困难的，需要达成共识、确定问题在哪里。ICPR刚成立时，针对当时莱茵河面临的污染问题，ICPR把建立检测机制并兴建污水处理设备定为优先解决的问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间的合作已经越来越顺畅，很多具体问题通过非正式的接触，比如“喝咖啡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了。
各国在莱茵河治理和保护上的侧重点和擅长领域不尽相同。ICPR也提供了经验分享的平台，同时通过协调工作尽量使各国的步调一致，取得平衡。
如在瑞士，第一部《水保护法案》于1957年生效。每户城市家庭的污水管道逐步与污水处理厂相连，使水质在几年后得到显著改善。
瑞士巴塞尔的制药和化工行业为工业废水处理投入巨额资金，并终止了一些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而在研究、开发与管理领域加大投入，对莱茵河治理起了重要作用。目前，瑞士在微量污染物处理方面走在前列。
范德韦特灵说，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ICPR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目前ICPR的工作重点主要有三：微量污染物治理和生态系统重建，流域防洪，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不过，欧洲持续的经济危机正在“拖累”治理环境污染事业。不过，范德韦特灵说，环境问题目前不再是各国的优先考虑，相关工作的进行不得不“放慢”步伐，他担忧原本制定的202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可能要推迟一些才能实现。
3、“国际警报方案”
除了长期目标，ICPR统一协调下的多国协作机制多次在处理紧急环境污染事故中发挥作用。两年前，德国境内的莱茵河流域发生一起翻船事故，引发严重环境污染威胁。今年1月，一份长篇报告现身互联网，详尽分析了这起事故。
瓦尔德霍夫号货船倾覆
“当时要救那艘船很不容易。”ICPR德国代表团负责人海德˙耶克尔回忆道。
这场事故中，一艘名为“瓦尔德霍夫”的货船在莱茵河事故多发地段——“罗蕾莱”礁石附近发生侧翻，当时船上装有2400吨浓度为96％的硫酸。最初抽取硫酸的尝试失败后，瓦尔德霍夫号船体不稳，开始出现破裂迹象。“我们不得不以一种可控的方式把船上的硫酸排入莱茵河，以避免莱茵河生态受到破坏。”耶克尔说。
最终，由船务公司、当地水务管理部门以及邻近各州政府机构组成的危机应对小组决定，以每秒12升的速度，缓缓释放硫酸，用莱茵河每秒1600万升的流水量将其稀释。
在此过程中，德国与沿河其他国家保持接触，持续通报事故进展以及德国方面采取的措施。媒体对事故铺天盖地的报道也帮助各国及时了解最新情况。
耶克尔说：“这是在德国境内发生的事故，所以没有其他国家参与处理决策。但释放硫酸对水质的影响，影响下游多大区域等问题在决策前就已作过评估，并向其他国家通报。”在这个过程中，ICPR的“国际警报方案”启动。
“国际警报方案”是莱茵河沿河各国的警报与信息互通平台，借助设立于瑞士、法国、德国和荷兰的7个警报中心，相互沟通，当发现污染物质时，快速确认污染源，并发布警报。
当德方决定向莱茵河排放瓦尔德霍夫号运载的硫酸时，“国际警报方案”启动，下游各地区的饮用水生产厂家、过往船只、沿岸居民等都接到硫酸入河的警报。“得益于严密的监控，硫酸入河没有产生负面影响。”耶克尔说。
除了参与类似的污染事件处理，“国际警报方案”的7个警报中心平时还会相互沟通关于莱茵河水质的最新信息，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污染威胁。
每年，ICPR会通过互联网公布“国际警报方案”年度报告。
4、居安思危仍有必要
目前，莱茵河治理已经获得了很大成功，早已洗刷了“欧洲的下水道”恶名，恢复生机。排放入河水中的有毒物质大幅减少直至完全消失，很多对环境敏感的物种开始回归。目前，莱茵河中生活着63种鱼，因对水质要求非常高而被当作指标物种的鲑鱼在一度绝迹后，也开始重回莱茵河。
治理后的莱茵河
“鱼群回到了莱茵河，人们又可以在河中游泳，莱茵河做饮用水水源完全没有问题。”耶克尔说。
耶克尔说，今天包括德国在内的莱茵河沿线各国都加强了水质监控，上游国家根据欧盟规定处理污水，实际上已经没有来自上游的严重污染了。
她介绍，ICPR有一套公认的水质标准，法律上虽无强制约束力，但被各国普遍接受，借以衡量莱茵河流域污染状况的变化。
在她看来，今日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各个国家自身对环保要求的严格执行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协调。不过，虽然环境已有不小改善，但莱茵河仍然面临重金属污染等威胁，各国政府和民众都需要居安思危。
治理后的莱茵河
上世纪莱茵河的那些灾难是可能发生的，这种意识应该存在于每个民众的脑海里，存在于每一家工业企业，存在于国际层面的每一场讨论中。”她警告道。
范德韦特灵总结莱茵河治理成功经验时说，政治意愿和共识、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政府高层协调合作、专业人士全程参与、以及非政府组织发挥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传达和沟通作用是关键因素。
他也指出，水污染治理和水资源保护是一项需要时间和耐心的事业，ICPR的经验可以借鉴和参考，但无法复制。不同国家和地区只有结合自身情况，找出问题所在，然后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原标题：莱茵河治理传奇——12个人治理一条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