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总投资可能超过100亿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组织架构已浮出水面，这意味着全球最大碳排放交易市场即将揭开面纱。

据悉，全国碳市场交易机构将依托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下简称“环交所”)建设，全国碳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则落户湖北。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时间也已初步明确。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不久前赴湖北省、上海市调研碳市场建设工作时要求，要确保全国碳市场今年6月底前启动上线交易。

3月30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公开征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意见的通知。条例提出了细化监管部门、增加风险防控、强化违约惩罚等内容，并向重点排放单位有偿分配碳排放权产生的收入，纳入国家碳排放交易基金管理。

该暂行条例施行后，不再建设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暂行条例施行前已经存在的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应当逐步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财经》记者在采访调研中了解到，随着新能源成本快速下降，带来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当前，中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时机较为成熟，相关规划措施应当在2021年尽快落地。其将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并深刻影响全球绿色发展进程和国际能源技术竞争格局。

从全球气候变化角度来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碳排放大幅上升，导致地球气温不断上升，如果不对碳排放采取严格控制，那么地球的气温还会继续加速上升，从而对人类的整体生存环境带来重大影响。

对于中国自身发展而言，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在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具体体现为中国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要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利用绿色技术进步控制碳排放，增加碳的捕获和存储。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业界人士认为，2021年不仅是绿色低碳经济全球竞争的元年，也是中国开启“碳中和”征程的元年。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近日在“碳中和”媒体会上对《财经》记者表示，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碳中和是一个新的约束，它会推动整个经济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国内到国际、从总量到结构的深远变化。碳中和对主流经济学思维可能会带来冲击和影响，对未来的国内和国际公共政策框架也会带来影响。

例如，碳排放目前还没有自由市场定价，这对主流经济学带来挑战。过去的经济学关注生产性资本，比如厂房、机器设备等，现在要加上自然资本，比如海洋、森林、清洁空气等，怎么给自然资本定价，成为新的挑战。

碳减排带来短期成本和长远收益，其中关键的变量就是碳价格，由此也带来很多争议。以美国为例，当时奥巴马政府估算碳价格应该是42美元，特朗普政府认为只有7美元，这可以反映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的话，碳交易就变成了硬性的指标，碳排放额度必须进行规划。现在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正在做规划，测算每年能有多少排放，这个指标是要分下去的。未来全球碳价格都会涨很多，通过碳价格，给减排的企业补贴，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碳中和对宏观经济的多重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现阶段中国碳排放大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到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这将促进中国传统能源、制造业等行业的低碳转型，并且极大地利好光伏、氢能等可再生能源。”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告诉《财经》记者。

同时，推进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能源安全。3月26日，第24届瑞信亚洲投资论坛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的能源缺口高达9亿吨，原油的73％和天然气的42％依赖进口。近年来，包括太阳能和风电在内的新能源在中国发展迅猛，产能占全球新能源产能的35％左右。

瑞信亚太区能源证券研究部主管谢颖匡对《财经》记者预测，到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比例将达到28％左右，超过中国此前提出的25％的目标。到2060年，新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比重将从现在的17％上升至80％左右，而煤炭和石油占比将从现在的75％下降至10％左右。

目前，中国每年碳排放大概是100亿吨，分别是美国和欧盟的2倍和3倍。根据中金公司估算，中国在2030年的碳排放峰值可能在108亿吨左右，这个数值是上限，实际情况可能更低一些。

《财经》记者注意到，虽然国家层面碳达峰的时间点定为2030年，但是近期水泥、钢铁、建材等行业及相关企业纷纷公布了提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计划。例如，河钢集团和宝武钢铁分别计划于2022年和2023年实现碳达峰，大唐集团和华电集团则宣布提前5年，也就是2025年实现碳达峰。

所谓绿色溢价，是指清洁能源成本和化石能源成本之差，绿色溢价越低，意味着清洁能源更容易取代传统的化石能源。未来，中国需要通过社会治理、技术进步和碳价格，来共同促进绿色溢价的下降。

中金公司的研究显示，由于清洁能源行业属于制造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从2015年以来，中国绿色溢价显著下降，现在已经控制在20％以内。

怎么来落实碳的定价机制？彭文生认为，碳税和碳市场各有优势。总体看，碳税的价格比较确定，但是它对碳减排的影响不太确定。碳市场价格波动比较大，但是它对碳减排量的影响比较确定。在促进创新方面，碳税更有利，因为它的价格比较稳定，企业可以做长时间的规划。如果价格波动大的话，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

中金公司新能源公用事业首席分析师刘俊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中国整个电力体系都是以煤电为主的，虽然现在绿色溢价只有6％左右，但是未来即使做到平价，中国电力系统还是面临着消纳环节的问题，除了电网的硬件问题，还有软件问题，包括备用、调度、灵活响应等。

“在转型过程中，电力行业的转型相对容易，更难的是非电力行业的转型。比如说，飞机如果未来使用氢能，就意味着飞机的结构和发动机都要变。一些工厂的技术、人员结构等转变也较为困难。因此，技术带来的成本下降非常重要。在消费领域，仍然需要政策引导。”刘俊说。

根据中金的研究，光伏加储能是整个电力行业的主线，辅线是水电、核电、风电等。不同区域的经济性质和资源禀赋不一样，核电在部分区域有可能成为稳定的电源。在非电领域，氢能和碳捕捉是主要的解决方案，生物质在农村的采暖方面，可能会成为一条辅线。

当前，为何光伏技术没有被大规模应用？刘俊认为，主要原因就是电网的消纳技术成本比较高。随着新能源的比例上升，它对储能的要求不断提升。从现在动力电池技术的进步、规模效益、成本下降等方面来看，电化学储能的成本下降预计也会非常快。

谢颖匡表示，氢能现在是新能源领域的讨论热点，在交通运输行业潜力最大，预计2024年氢能汽车将迎来拐点，通过补贴和成本下降，燃料电池汽车将于2024年超越传统汽车，迎来爆发性增长。瑞信预测2025年中国燃料电池车保有量将达到约14.7万辆，2030年将达到约100万辆。

瑞信的分析显示，加氢站分销环节的成本下降潜力最大，此环节利用率的提高可以大大推动固定成本摊销的降低，再加上设备成本的降低，2025年加氢站分销成本预计比目前降低70％。

碳中和引致巨量投资需求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研究表明：为实现《巴黎协定》将控制温度上升不超过1.5摄氏度的减排目标，中国需要新增投资138万亿元人民币。

另据中国投资协会和落基山研究所估计，在“碳中和”远景下，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能效、零碳技术和储能技术等七项领域的投资总额将达到70万亿元人民币。

根据中金公司的测算，碳中和会带来巨大的投资，总的绿色能源投资量预计将会达到60万亿元，其中光伏行业的累计装机量相当于现在的大概40倍，这是非常大的数字。

刘俊表示，在碳交易市场建设方面，今年比较确定的是中国会把电力纳入碳交易市场，但八大工业什么时候进去有待观望。预计未来中国电网的结构会有比较大的改变。新能源的特点是可以分布式，每家每户都可以成为发电单元，同时也是用电单元，这样的复杂结构，和现在的能源结构不一样，未来可能出现不同的商业模式、投资场景和应用场景。

根据海通国际的测算，即便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每年GDP的增长率只有5％，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也比现在要大63％，但是碳排放大约只能增加5％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在碳强度方面需要有大幅度的改善。从2030年到2060年，把碳排放降到零更难，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的新能源和碳捕获、碳储存技术。

孙明春认为，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投资机遇是很多的。比如，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肯定是大幅度、成倍的增加。由于可再生能源的电大部分在中国的中西部，需要国家电网大规模的建设，输变电行业等也会有非常多的需求。

同时，在城市里面推广节能，需要把人工智能的技术用上，包括智能电网、智能家居等都能够节约用电，并带来一系列上下游行业的影响。一些重要的行业，比如，绿色建筑如果在未来能够普及的话，也是非常有前景的领域。还有间接的投资领域，比如原材料或者大宗商品。

此外，无论是责任投资、ESG还是碳中和、碳排放，都要做核算和信息披露，还要评级、请第三方做咨询，由此产生很多的服务业。

瑞信公用事业和太阳能行业证券研究部分析师周天宇告诉《财经》记者，现阶段，风电和光伏的发电成本已经接近火电，在成本端不需要补贴，就能和传统能源竞争。问题在于新能源的发电稳定性稍差，因此，需要增加一些储能的成本到电力系统中。随着电池成本步入下降通道，预计储能成本有进一步下降空间，到2025年左右，有望达到新能源相对于传统能源的全系统平价。

因此，一方面，中国要大力发展特高压输电，将新能源电力从偏远地区运输至沿海地区；另一方面，中国要努力发展智能电网，提高电网的蓄能灵活性，消纳更多清洁能源。

从传统能源转向新能源，最大的难点在哪个环节？谢颖匡向《财经》记者强调，传统能源企业面临发展模式和战略的重大转型，但是一旦有了转型的方向，肯定可以做到。例如，欧洲的大型石油公司几年前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布局，投资新能源项目。关键是企业管理层要下定决心，带领整个行业和企业的转型。

和欧美国家相比，在时间维度上，欧盟大约是在2007年左右已经达到了碳排放的高点，美国在几年前也达到了碳排放的高点。对于欧盟和美国来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之间预留了大概60年的空间。但是中国从碳达峰的目标点到2060年碳中和的时间点只有30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30年要完成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难度可想而知。

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而言，虽然中国现阶段的碳排放超过了欧美国家，但是如果要比较自工业革命以来累积的碳排放，欧美国家还是要比中国高很多。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唐遥告诉《财经》记者，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一方面，中国很多的碳排放来自于出口产品的制造，意味着生产过程中碳排放的强度超过了消费强度。因此，在未来各个国家谈判、建立统一碳关税制度过程中，要争取公平的待遇。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两党政治的特点，如果共和党执政的时候，对气候议题是非常不热衷的，因此，整个国际气候合作、碳排放合作方面肯定会有波折，甚至出现重大的挫折，中国也要对此做好预案。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对《财经》记者表示，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的领域有合作的空间，拜登政府已经宣布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全球气候变化是其优先议题。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一方面要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另一方面也要在制定全球规则方面进行合作。气候变化并不是中美两国的事情，而是全球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应该往这个方向走，才可能有效地遏制气候变化。

碳达峰不应当全国“一刀切”

截至目前，中国各个省市的税收对采矿和火电行业的依赖度不同。统计数据显示，山西的税收40％以上来自于采矿和电力行业，内蒙古30％以上，陕西20％以上。如果从化石能源转化为清洁能源，对这些地区的影响非常大，因为税收背后是就业和产出。而如果进行转型，考虑到摩擦成本，并非是轻而易举的过程。

《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山西、内蒙古和陕西等面临较大转型压力的省份今年在“十四五”规划建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出了碳中和的计划和路径。

其中，山西省提出，实施碳达峰、碳中和山西行动。把开展碳达峰作为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牵引举措，研究制定行动方案。推动煤矿绿色智能开采，推进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抓好煤炭消费减量等量替代。力争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到120亿立方米。健全电力现货市场交易体系，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机制。加快开发利用新能源，发展新能源储能、能源装备制造产业。

内蒙古提出，大力发展新能源，推进风光等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壮大绿氢经济，推进大规模储能示范应用，打造风光氢储产业集群。稳步推动煤层气、页岩气、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开发利用，推进碳捕集、封存与利用联合示范应用。开展用能权、森林草原碳汇交易试点。

陕西省提出，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研究，编制省级达峰行动方案。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深入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推进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健全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绿色产业发展政策举措，推进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加快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和园区绿色化改造。

唐遥认为，中国各区域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东部沿海城市减排有财政的优势、技术的优势，生态涵养区和化石能源退出的地方，适宜加大碳捕获的建设，所以碳达峰的政策要落到各个地方的实际工作中。

同时，中国传统能源大省面临着能源生产结构的挑战，这也是重要机遇。比如像内蒙古、山西、陕西北部和新疆等地方，本身生产很多的化石能源，也具备发展风电和光电的能力和禀赋，可以在能源生产结构方面进行大的调整。

根据《财经》记者的统计，青海、西藏、广东、福建、天津、北京、海南、江苏等多个地区提出力争要在全国率先实现碳达峰，其他省份则提出要研究制定相关的行动方案。江苏、重庆、辽宁等省份还提出，要建设“近零碳”或碳中和示范园区。

唐遥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高质量发展需要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在碳达峰和碳中和过程中也要考虑这个问题，统筹区域，实现动态平衡，比如在青海，光电、水电、风电占的比重比较高，化石能源比较低，有优势的地方可以率先实现碳达峰或者是碳中和。在东部有一些基础优势的地方，发挥自身优势，争取尽早实现碳达峰，为其他对于碳达峰既缺乏资源禀赋，又缺乏技术实力的地方腾出时间和空间，而不是要求“一刀切”。

“建立一个生态补偿机制，在碳达峰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包括：第一，从政府层面可建立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对于承担生态功能的区域给予财政上的支持。第二，利用市场化手段加速碳市场的建设。”唐遥说。

碳排放可以被看作是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的负外部性，产生了对环境不友好的影响。唐遥强调，碳达峰、碳中和的协调推进，必须要依靠市场和政策的两条腿，不能倚重一个政策。第一，要尽量发挥市场化的应对手段，例如，碳排放市场的建设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推广。第二，发挥多种政策的效果，比如说发改委、科技部等政府部门可以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进行强制性的约束；财政资金支持绿色发展相关项目，研究碳减排相关税收制度。第三，从金融角度来说，引导资金流向绿色发展区域，开发一些绿色金融产品。

根据《中国责任投资年度报告2020》，2020年三季度末，本外币绿色信贷余额大约是11.55万亿元。除了绿色信贷，泛ESG公募基金占市场所有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规模的比例相比去年6月30日提升了18％，占比由1.83％提升至2.16％，增长速度比较快。

中国责任投资论坛（China SIF）理事长郭沛源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目前碳市场的规模还是比较小。从2013年到现在累计的交易额不到100亿元。碳市场目前还是现货市场，没有相应的金融衍生品，未来应该推出创新产品，包括碳信用抵质押融资、碳市场连接债券等。